令狐冲是个孤儿，幼年的他备受欺凌，脑袋灵活的他就知道了"只有制人才能不制于人"和"刀把子里出政权"的阶级斗争理论。在这时，民主改良主义者、资产 阶级革命家岳不群慧眼识英雄，收容了他。到了华山以后，令狐冲就极力讨岳氏夫妇欢心，尤其是岳夫人，将其视为亲子。在初步得到领导的信任和青睐后，他觉得 还不足以奠定他未来华山派领导人的地位，他就利用了他最擅长的计策--"土男计"，在岳灵珊小姐身上打主意，想岳小姐乃大家闺秀、怀春少女如何是令狐冲这 老家伙的对手，在令狐冲的百般殷勤、万般哄骗下，差点失身。正当令狐冲暗自庆幸奸计得售的时候，又一位土男--林平之出现了。林平之年少风流，还好装酷， 更兼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能文能武，福建调情小曲更是张口就来，岳灵珊立时转爱别恋，令狐冲败得很惨，以致常借酒消愁。

　　然而革命斗争不是请客吃饭，有胜利就得有代价。令狐冲不愧为优秀的野心家，在七日七夜少吃少睡深刻分析自己的教训后，令狐冲认识到，光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另外各种计策应该配合使用，仅使"土男计"还不足以顺着裙带上爬。

　 　此后，他极力表现他的侠士之风，斗田伯光，救小尼姑仪琳。田伯光本是真正敢作敢为的大好流氓，收拾田伯光令狐还不够资格，谁知田伯光的慷慨豪爽大度正为 令狐冲所利用，最为关键的是，风清扬这个失败的野心家出现了，除了对令狐冲武功予以指点外，更的是对其夺权理论进行了改革了重组成--以无招胜有招，意即 不择手段、空手套白狼。也幸亏令狐冲是个不世奇才，能够领会并且以后无往不胜，这是当年独孤求败所无法比拟的，也难怪令狐冲常笑独孤求败的有珍宝不知善 用。再说田伯光也成为牺牲品，为了朋友快刀短了一截。至于小尼姑仪琳，令狐冲勾引完后，就置之一旁故不理睬，正合以"无意胜有情"的妙境。

　　其后，令狐冲以苦肉记取得祖千秋、老头子等日月教中等头目的信任，蓄为朋党，并以之为饵放长线欲钓任盈盈。又投大头目向问天所好，结为至交，拜识并营救了原教主任我行。任我行也厉害得很，并未立即信任令狐冲，仍将他关在湖底大狱内没有带走。

　　顺便插一下，此时革命家岳不群已及时发现令狐冲的野心并及时开除其党籍。

　　既然直接入主日月教方法不行，令狐冲就绕道恒山派，先做了恒山派的领袖壮大自己的实力再说。至于为什么选恒山派，令狐冲也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少林、武当对自己这个土男不感兴趣，华山派更无可想，嵩山派还得留着左冷禅制约岳不群，更何况还可日夜接近小尼姑仪琳。

　　在此之前，令狐冲也未放松对任大小姐的远攻，尤其是心理与舆论的战术，其又率日月教的众豪敲锣打鼓地进犯少林寺，此举益处有二：一是使任小姐感其爱心，二是为日后打少林作为试探。

　 　在有存心地协助了任我行南击败东方不败后，令狐冲对任我行让他接班的试探机智地回避了，因为如果当时就入主日月教，一是野心有泄，二是为白道所不容，光 做了魔教的领袖令狐冲当然是不会满足的了。为争取少林等众白道的支持，令狐冲又打起了灭魔教的旗帜，方证、冲虚等老家伙不知令狐夫妻二人早就暗通款曲、合 为一家了，还一直蒙在鼓里，甚至以易筋经为令狐冲疗伤，岂不知这早在令狐冲的计算之内，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立刻投入日月教的原因之一。

　　此后令狐大侠当然可纵横驰骋于黑白两道，真是天下已无抗手只可惜时人不知，反为金庸所误，叹！叹！叹！

1.胡的花言巧语

2.胡的轻言婚姻

3.胡的吃软饭(花女人的钱)

4.胡的坦白过往情史

　　梅·戈尔斯坦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藏学家。他1938年2月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1959年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戈尔斯 坦以《西藏的僧兵》一文获密芝安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并以此为发端，研究中国西藏问题至今。其间，戈尔斯坦共获得美国民间和官方提供的42项研究赠与和资 助，这是他得以研究藏学40年不辍的重要原因。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戈尔斯坦在印度、锡金考察时，结识了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后流亡国外的原西藏地方政 府噶伦索康·旺青格勒的外甥女索康曲珍并结为夫妻。1965年，因达赖集团内讧，索康遭排斥，遂赴美投靠戈氏夫妇。戈尔斯坦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熟悉了近现 代西藏的情况并熟练掌握了藏语文（拉萨话）。更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5月，经有关部门批准，戈尔斯坦首次踏上西藏的土地，成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 位到西藏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的西方学者。在此后的十几年中，戈尔斯坦几乎年年都到西藏进行为期数月，有时长达年余的实地调查。可以说，戈尔斯坦来藏次数之 多、时间之长，调查之广泛、系统、深入，是同期任何一个外国学者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应该讲，戈尔斯坦作为一个学者，其治学相当勤奋，这不仅表现为他不畏艰 苦，长期深入西藏基层进行社会考察，搜集了丰富的资料，而且表现为他勤于笔耕，著述颇丰，成为一名多产的学者。随着戈氏著述的不断出版、译介，戈尔斯坦先 生在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声名鹊 起，影响与日俱增，成为广为人知的“西藏通”，英国广播公司誉之为“世界一流的西藏研究专家之一”。

　　依笔者之见，戈尔斯坦先生最有份量、最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大概非1989年出版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A history o f modern 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 f the lamaist State)莫属。①该书甫一出版，即在美国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好评如云。美国学者谭·戈伦夫认为，该书是“西藏现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巴拉迪教授 称该书“奠定了戈尔斯坦在美国西藏研究领域的地位”，人类学家巴巴娜女士则认为该书是美国近年来出版的关于西藏的好书，而美国学者迈克·胡特对该书更是推 崇备至，竟称：“如果你一生仅仅愿意读一本关于西藏的书，那么，你就去读读戈尔斯坦的这本书吧！”影响所及，该书在出版的当年即获得美国亚洲学会颁发的约 瑟夫·利文森奖——20世纪最佳中国图书荣誉奖（提名）。②

　　1994年，戈尔斯坦先生的《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中译本由北京的时事出版社出版。由于可以理解的原 因，该书中译本的出版者将英文版原书名弃置不用，而以英文版的副标题《喇嘛王国的覆灭》作为该书中译本的书名。《喇嘛王国的覆灭》出版后，立即引起中国学 术界、政界以及关心西藏问题的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中译本多次印刷，累计出版数万册，并曾两次登上全国畅销书排行榜，这在国内学术著作普遍出版难、销 售难的今天是颇为少见的，有人称之为“喇嘛王国现象”。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该书中译本出版后，国内学术界对该书公开反应的冷落与该书的热销形成鲜明的反 差。管见所及，该书中译本问世六七年来，除王尧教授为该书中译本所作的序和该书译者杜永彬博士在1993年冬季号《雪域文化》上发表的书评外，各家学术报 刊均寂然无声，再未见有专家学者对该书作出评论。据说，国内有些学者私下对该书颇有非议，但终未见其浮出水面，化作白纸黑字的评论文章。

　　不管原因如何，对于戈尔斯坦先生这样一本有相当影响的学术著作迟迟不予置评，不仅不利于西藏历史研究的发展，似乎也是对作者的劳动不够尊重。基于此种考虑，笔者愿破门而出，抛出这篇虽然迟到但却必要的书评。

　　二

　　作为西藏近现代史研究者，笔者十分看重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1994年该书中译本甫一出版，承蒙译者杜永彬博士见赠，笔者仅 用两三天时间就通读了一遍，用“爱不释手”形容笔者当时阅读该书的心情并不夸张。此后，该书一直被置于笔者书架上的显著位置，以便随时取阅。近年来，笔者 仅通读该书就有四五遍之多，至于随时抽阅就难计其数了。由于反复翻阅勾画，杜博士的赠书已见破损，遂又补购一本备存。

　　笔者之所以看重《喇嘛王国的覆灭》，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喇嘛王国的覆灭》全书21章，洋洋70余万字，照片插页61幅，地图11幅，其篇幅之大，内容之丰，国内外诸多西藏历史著作，尤其是近 代史著作罕有与其匹敌者。特别是该书不仅利用了西藏的口碑资料和藏文文献档案，而且还大量利用了中国学者难以接触到的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以及美国政府 的有关档案，因而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在吸纳史料的角度上，笔者深感获益非浅，这就是笔者为什么总是兴致盎然地反复阅读该书的主要原因。相信国内众多学者 亦有同感。试举一例，该书第21章首次公开披露了不少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美国政府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档案，其中如美国政府通过其驻印大使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 秘密往来，私相勾结，策划十四世达赖外逃等资料，弥足珍贵。自该书出版后，这些资料屡为国内有关论著所征引。

　　其二，该书并非鹦鹉学舌、东拼西凑之作。作者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条分缕析，融汇贯通，新见迭出，在西藏现代史研究方面自成一家 之说，且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这是该书能够吸引众多读者，特别是非专家学者类普通读者的又一重要原因。反观近年来国内的某些学术著作往往相互雷 同，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缺乏新意，其教科书式的呆板结构，枯燥乏味的文字，更令人昏昏欲睡，难以卒读。

　　然而，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是否成功，是否站得住脚，不仅仅要看它是否占有丰富的资料，提出新的见解，以及文字是否流畅生动，更重要、更根本的是要 看它是否真正揭示了研究对象的本质，得出科学的、符合研究对象本来面目的结论。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戈尔斯坦先生的这部大作远不能说是成 功的。

　　《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对西藏1913年至1951年近40年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描述，举凡这一历史时期西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 物等，该书均有所涉及并作出了自己的评判。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可能对该书作者对所有这些事件、人物作出了哪些有价值的论断或得出了哪些不能令人信服的结 论一一进行讨论，而是想指出，该书在对西藏近代历史的总体把握上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谬，或者说作者的历史观出现了偏差。设使如迈克·胡特所言，一位对西藏历 史一无所知的人，在其一生中仅仅通过阅读《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来了解西藏，那么他确实可以借此了解不少有关西藏，特别是近代西藏的一般历史知识，但遗憾 的是，他将在对西藏近代史，乃至整个西藏历史的总体把握和基本认识上步入歧途，那可真是要“误人终生”了。

　　三

　　笔者对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基本看法作如是观，那么，这种评价依据何在，是否有武断之嫌，且看如下分析。

　　经常读书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个体会，一本内容宏富的厚书如多读几遍且读懂读透后，就可以把握其要旨、重点，从而把这本书由“厚”读“薄”。那么，洋洋数十万言的《喇嘛王国的覆灭》的要旨、重点是什么，是否可以用几句话将其概括呢？完全可以。

　　戈尔斯坦先生认为，1951年10月24日，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十四世达赖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 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以及随后毛泽东主席给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复电，“标志着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的完 结”，③“西藏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这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④而该书集中探讨的就是西藏这个“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之所以“覆灭”，意即丧 失了独立地位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的原因。

　　戈尔斯坦先生认为：“中共进军西藏东部是导致西藏政府最终屈服”，从而“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的主要原因。⑤首先，戈尔斯坦先生将此归罪于以 宗教集团为主的西藏“保守势力”。他认为：“寺院集团在噶厦政府中竭力阻挠实现现代化，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既有害于寺院生活的经济基础，也不利于西藏佛教 的‘价值’垄断。在此期间，传统与变革之间产生了许多潜在的转折点，可是，在每个转折点，寺院集团及其在噶厦政府中的同盟者都支持最为保守的主张。”因 此，“西藏的宗教集团应当为西藏的军事落后承担最后责任。保守势力一再反对和阻挠那些出于维护西藏的地位的需要而主张使军队和政府现代化的人的开明举措， 这也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⑥简言之，戈尔斯坦认为，正是由于宗教势力的阻挠，西藏错失了实现现代化，主要是军事现代化的机遇，使独立的西藏由 于军事上的落后不得不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军事压力而签订城下之盟（“十七条协议”），从而导致“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的覆灭”。

　　其次，戈尔斯坦认为，导致“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覆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西藏传统的朋友和近邻拒绝（向西藏）提供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 ⑦首先是英国。“从1913～1947年这整个时期，英国都是西藏的主要支持者和与西藏保持外交关系的唯一一个不相邻的国家。英国在这个时期的目标是保持 西藏作为一个缓冲区，以排除（中国）国民政府和俄国的影响，并使英国和英属印度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居于支配地位。英国并没有像其为锡金和不丹所尽的职责那 样，以向西藏的独立活动提供真正的援助，或将西藏并入其印度帝国作为一个保护领的方式达到这一目的。”⑧英国并不是诚心诚意地帮助西藏获得独立的国际地 位，并且拒绝向西藏作出这样的担保，即一旦（中国）国民政府发动进攻——例如，因西藏积极地寻求国际社会承认其事实上的独立地位而带来这样的后果——英国 将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⑨其次是美国。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是在援助西藏反对中共方面对西藏表示关心的唯一一个国家。”但“由于印度对于美国卷入西藏 问题怀有敌意，美国不愿公开支持西藏获得完全独立，也不能向西藏提供军事援助”。⑩

　　以上是戈尔斯坦先生对“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之所以“覆灭”，也就是作为“独立国家的西藏”之所以在1951年丧失其独立地位，被迫承认中国 的主权的原因所作的结论。通观全书，这正是《喇嘛王国的覆灭》的要旨、重点所在。戈尔斯坦先生以此为纲，总揽全书，铺排事件，藏否人物，字里行间流露出鲜 明的爱憎好恶和政治倾向。

　　对于戈尔斯坦先生的观点，笔者自然不能荀同。

　　这里首先必须与戈尔斯坦先生商榷的是，西藏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抑或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

　　正如前面介绍过的，该书英文版的书名为《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是该书的副标题。顾名思义，这是一部研究西藏 现代史的学术专著。以常识论，西藏现代史是从远古至今的西藏历史的全部链条中的一环，它上承西藏古代史，下启西藏当代史，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的联 系。凡治西藏历史者（无论是研究西藏古代史，还是研究西藏近代史、现代史），首当其冲、无可回避地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抑或是一 个独立的国家？中国的历史学家以及不少国外学者依据大量的考古发掘、历史文献档案资料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得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即藏族人民是中国 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与发展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和历史见证人，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西藏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从来不是 一个独立的国家，世界上也从未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论证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著作在在多有，雄辩滔滔，兹不赘述。但是，流亡在外的十 四世达赖及其领导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甘为西方反华势力分裂中国活动的鹰犬，拼命鼓吹“西藏历史上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声称中国政府1951年侵占 了作为独立国家的西藏云云，这当然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无稽之谈。

　　戈尔斯坦先生在该书英文版“前言”中开宗明义地宣布：“本书所持的观点是既不亲藏也不亲汉，即既不倾向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亦不站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政府一边”，［11］并在该书汉文版“前言”中表示：“向所有对亚洲史感兴趣的人们奉献一部详尽而论述公允的西藏现代史专著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 目的。”［12］但是，该书对西藏现代史上许多事件、人物的评价，尤其是对西藏现代史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却不像作者一再标榜的那样“客观”、“公 允”，也不那么“不偏不倚”。该书反复强调的1951年10月以前西藏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只是由于宗教保守势力的阻挠，西藏没有适时实现军 事现代化，迫于“中共军队”的压力，“西藏最终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主权，这在西藏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看来，在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抑或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根 本问题上，作者与中国学者以及不少国外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却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暗通心曲，相互契合。这正是我们与戈尔斯坦先生的根本分歧所在。

　　读过《喇嘛王国的覆灭》，分明感到这是一部“怨书”。主要是怨事实上独立的西藏自己不努力，不争气，错失机遇，没有实现军事上的自强，被迫签订 “十七条协议”而丧失独立地位；其次是怨英美等国光打自己的小算盘，考虑自己的利益，并未诚心诚意对西藏独立提供“有效的外交和军事援助”。如此这般，遂 使“事实上独立的喇嘛王国”最终“覆灭”，未能获得和保持真正的、持久的独立。作者对此深感遗憾，扼腕叹息。在这部皇皇巨著中，作者满怀幽怨，一唱三叹， 写就了一曲为“西藏独立”招魂的情韵悠长的挽歌。

　　四

　　正如前文所介绍过的，戈尔斯坦先生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自始至终集矢于西藏宗教势力，指控“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 一重要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13］宗教和寺院就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14］进而成为导致“事实上独立的 喇嘛王国”“覆灭”的罪魁祸首。

　　戈尔斯坦先生的这一观点颇为新颖且相当犀利，应该讲，其中不无可取之处。在西藏近代史上，宗教神权思想作为封建农奴主阶级维护腐朽、没落的西藏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意识形态，确实极端僵化、保守，束缚了西藏人民的思想，使“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成为西藏社会进步的 沉重桎梏”。戈尔斯坦先生对宗教势力的保守性的这一指责并不过分。有趣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美争霸的冷战格局结束后，西方反华势力出 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把西藏分裂势力的总头目十四世达赖捧上了天。十四世达赖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以传经布道为名，行鼓吹分裂之实，影响所及，藏传佛教 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颇为时髦。在不少不了解西藏历史的西方民众的心目中，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竟成了佛光普照、梵音袅袅、众生幸福、其乐融融的 极乐世界。即使在国内，亦有一些缺乏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意识，良莠不分，沉溺其间而不可自拔的人也怀有同样的心理。然而，戈尔斯坦先生这样一个 以“西藏通”著名的美国学者却对宗教势力在西藏现代史上的消极作用大加挞伐，对一些盲目跟风的人确实可以收到醒醐灌顶之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戈氏此论是适 时而必要的。据说，《喇嘛王国的覆灭》出版后，因作者对西藏宗教势力的大不敬而招致达兰萨拉方面的不满，曾撰文予以反驳。果真如此的话，则只能证明以复辟 旧西藏为职责的达赖集团是何等的冥顽不灵，时至今日，仍死抱着旧西藏政教合一的中世纪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不放，散发着僵尸的气味。

　　然而，说到底，戈尔斯坦先生是因宗教势力顽固、保守而导致西藏独立地位的丧失而对其强烈不满，是恨铁不成钢，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于始终不 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以此为依据力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达赖集团来说，戈尔斯坦先生这样做，实际上是“小骂大帮忙”，归根结底，仍是为 “西藏独立论”张目。较之那些颟顸愚钝、赤膊上阵，不容他人对腐朽、落后、黑暗的旧西藏说半个“不”字的达赖集团的吹鼓手们，戈尔斯坦先生的这个忙帮得更 为巧妙隐蔽，不露声色，因而也更见高明，更具实效。其用心之良苦，苍天可鉴。

　　五

　　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有约长达千年的历史，进入20世纪后，这一制度的腐朽性、保守性、反动性暴露无遗，它严重阻碍了西藏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是导 致西藏社会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万恶之源。正如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的那样，不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西藏便不能发展，更无现代化可言。旧西藏封建 农奴制度的特点是政教合一，教以政兴，政以教存，上层僧侣、世俗贵族和官家三大封建领主相互依存。它们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处于西藏社会上层的封建农奴主 阶级。三大领主是旧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它们在维护这一制度方面是毫无二致的。戈尔斯坦先生把旧西藏的落后完全归咎于宗教势力，至少是失于偏 颇，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书中，戈尔斯坦先生在自始至终批判西藏宗教保守势力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旧西藏统治集团中的所谓“进步开明”派的肯定与同情。他对“进步 开明”派未能战胜宗教保守势力掌握西藏政权，并推进西藏的“现代化”，终于导致“亡国”厄运而怅恨不已。这些所谓“进步开明”派主要是指藏军司令擦绒及其 手下的一批“年轻的贵族军官们”，这些人大多在英属印度接受过英国的军事训练，具有浓厚的亲英背景。

　　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以此为开端，中国开始沦为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蹂躏的半 殖民地国家。与英属印度毗邻的中国西藏地区自然不能幸免，在中国近代史上，西藏成为英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先后两 次发动侵藏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大量的侵略权益。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主义乘民国初建，政局动荡，中国中央政府无力西顾之机，加紧进 行分裂中国的活动。一时间，英国支持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亲英分裂主义势力甚嚣尘上。西藏亲英势力为了达到分裂祖国，建立其范围包括今西藏自治区和川、 青、甘、滇四省藏区在内的“大西藏国”的目的，大量购买英国军火，接受英军培训，组建新式藏军大举东犯，致使川、青、藏交界地区兵连祸结，生灵涂炭。

　　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戈尔斯坦先生用所谓“实现”或“阻挠”西藏的“现代化”为标准，褒贬西藏统治集团的不同派系，给西藏亲帝分裂主义 势力戴上“实现现代化”的桂冠，实在是误导读者。诚然，长期处于中世纪状态的西藏应该也必须跟上历史进步潮流，实现现代化。推翻封建农奴制度，改变在这一 制度下苦苦呻吟的百万农奴的非人状态，发展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教育、文化等，都是西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被戈尔斯坦先生赞誉不已的那些“进 步开明”派本身就是残民以逞、作威作福的封建领主，他们没有也不能去改变给他们带来种种特权和利益的封建农奴制度。那么，他们究竟进行了什么“改革”而博 得戈尔斯坦先生的如许美誉？说来说去，无非是他们组建了一支手持英国武器，按英军兵法操练，其军乐队大奏“上帝保佑女王”乐曲的藏军，这支藏军在抵御外侮 方面毫无作为，而在分裂祖国方面却大打出手。这样的“改革”有何进步意义可言？

　　中华民国期间，西藏亲英分裂主义势力为达到分裂扩张的目的，在维护封建农奴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以组建藏军为中心的所谓“改革”，是“穷兵黩武” 的代名词，这决不是西藏人民之福，而是西藏人民之祸。建藏军，购军火，打内战，搞独立，需要耗费巨额资金，而这恰恰是贫困落后而又不曾立国的西藏所力不能 支的。早在1915年，英国侵藏要角贝尔就忧心忡忡地指出：“西藏政府黔驴技穷，不知从何处去寻求支付军费和管理国家所需的财源，他们的国库已经空虚。” ［15］狡诈悭吝的英国人一毛不拔，西藏亲帝分裂分子为筹措军费，只好增加税收。正如《喇嘛王国的覆灭》中所介绍过的那样，他们的横征暴敛，不仅对广大贫 苦农奴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使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平衡遭到破坏，严重损害了宗教集团和许多世俗贵族的利益而招致他们的强烈反对，致使西藏长期政局动 荡，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典型的是，与达赖喇嘛宗教地位相当的九世班禅竟也不堪西藏当局的苛索而被迫流亡祖国内地。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穷兵黩 武，倒行逆施，违背了西藏人民的利益，也激化了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弄得天怒人怨，十分孤立，这样的“现代化”自然没有出路，其流产是必然的。戈 尔斯坦先生却因此将“实现现代化”的美名加之于这西藏亲帝分裂势力，难免使人有大言欺世之感。

　　本文代表了笔者对《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基本看法。该书是戈尔斯坦先生用力甚深之作，该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由此奠定了戈氏的藏学权威地位。作为学术同行，笔者深知，戈尔斯坦先生写作这样一部大书决非易事，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作出如他这样巨大努力的。对于戈尔斯坦先生的辛勤劳动，笔者愿表示敬意。但是，笔者又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戈尔斯坦先生在对西藏近代史的 总体把握上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失误和偏差，这是《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的致命伤，并使其学术质量大打折扣。

　　学术研究只有通过学术界同行之间的交流才能不断发展，其中包括不同观点间的批评与反批评。笔者不揣冒昧，率先向戈尔斯坦先生的《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发难”，意在促进西藏近代史研究的发展与深化。我期待着戈尔斯坦先生的反批评。［责任编辑　李登贵］

注释：

①戈尔斯坦先生将1913年至1951年的西藏历史称为“西藏现代史”，而我国学术界一般将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

②关于戈尔斯坦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经历，本文采用了杜永彬博士和多杰才旦先生提供的资料，特此说明，并致谢意。

③④⑤⑥戈尔斯坦：《喇嘛王国的覆灭》，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844,845页。

⑦⑧⑨⑩见上书，第852～854页。

［11］［12］［13］［14］［15］见上书，第15、13、2、39、79页。

　　［作者简介］周源，现任职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